inkflow - 畅写中文|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大创成果

          一些长期关注大学生阅读的专家说：“大学生现在习惯从网上获取知识，不再喜欢书本阅读了，阅读表现出网络化、肤浅化倾向，这种现象让人担忧。”

          在校大学生王明说：“早就不看书了，一年能看一本就不错了。眼下在网上什么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去书店和图书馆呢？”

          通过对一些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对大学生的影响很大，他们对眼下网上流行的小说或热门帖子动不动就能说出很多。但是大学生对于古今中外的优秀书籍关注却不多，更多的大学生沉浸在学习英语的工具书中。

          就读于中南大学会计系的学生张静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保持高阅读量的大学生，她平均一年看20至30本书，包括文学、历史、心理、财经等。她认为，书本阅读对大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她也承认，在眼下的大学里，达到她这种阅读量的学生还是非常少的。

          专家指出，无论是网络阅读还是传统书本阅读，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在读什么，而不是他们通过什么方式阅读。眼下的大学生阅读一方面过于实用功利，另一方面忽略了对古今中外优秀书籍的涉猎。

          大学生阅读水平下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直被人们谈起的话题。不少人认为社会的浮躁以及网络阅读对书本阅读的冲击造成了这一现象。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认为，文理分科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文科生由于专业的要求，会保持一定的阅读量，而理科生忙于自己的专业，没有时间读书。因此，大学生阅读水平下降的现象在理科生中更加严重。

          网络阅读和书本阅读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永远无法取代后者。

          为了获得休闲资格，提高休闲质量，我们不得不首先成为工作狂人。不仅如此，为了提高休闲的效率，增加休闲的产出，还要加快休闲活动的速度。就是说，我们即使在休闲中也无法逃脱匆忙的阴影。 

          在消费欲望的激励下，满足休闲需求意味着我们需要各种“好东西”。买东西要花钱，而花钱本身要耗费时间，等到东西买回来了则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消费、享受。想想那些终于拥有了液晶彩电、高级音响、家庭影院的人们，有多少时间去享受这些好东西？再想想有多少好书买回来连翻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便在书架上落满了灰尘，我们就知道休闲的乐趣早已被匆忙这个杀手追杀得无影无踪。 

          为了达到在休闲中充分利用时间的目的，人们费尽心机。在这方面，美国人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时间深度利用”一词就是描述美国人休闲行为特征的。这个概念认为：“人的兴趣与冲动对人也会形成压力，并促使人们达到更高的行动效率”。在我看来，其本质意义是认为，休闲作为一种活动，是能够以十分匆忙的方式完成的。具体讲来包括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加快活动的速度，如驾车游览公园或者动物园，这当然要比徒步观赏或者坐下来欣赏快多了。但凭我个人的经历，此法实不足取——时间是节省了，但休闲的意味与意境全无。有次我到杭州，时间已十分紧迫，但朋友执意要陪我去游湖转一转。等到了那里，坐上敞篷观光车，行进中观赏西湖的各个著名景点，导游一路讲来，车速也不很快，但眼前的西湖却毫无味道，较之于十多年前囊中羞涩的学生时代所领略过的西湖美景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反倒破坏了记忆里的种种美好。第二种，尽量用一种能迅速完成的休闲活动来取代耗时较长的活动，如以常速动量打网球，因为打网球太费时间。进而想为什么纸牌赌博有常更受欢迎，因为胜负瞬间（shùnjiān）可知。第三种，同时进行一种以上的活动，如一边吃饭一边看体育节目；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同时听着录 音歌曲，嘴里还吃着早餐或午餐。还有第四种，精确安排各项休闲活动的时间，如在一个晚上计划先去超市购物，再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然后还要去影剧院。每项活动时间精确，严丝合缝。我的一个朋友堪称（kānchēng）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无意间翻动她的记事簿（bù），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各种约会，旁边标注着精确的时间。正要称赞她的高效率时，得到的却是一个苦笑：因为路上塞车没有考虑进去，所以约会往往以迟到开始，为了避免下个约会再迟到，又要以早退结束。 

          在历史上，休闲的含义是宁静、平和及永恒（yǒnghéng），与物质主义、行动、效率之类截然相反；而今天，对许多人而言，休闲不过是用来享受各种商品与服务，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事多个“令人愉快的”活动。渐渐地，休闲的本意——自由地安排时间，事项令人愉悦，自娱自乐，使身心愉快；深入体验安宁、从容、超脱或狂喜，摆脱、忘却生存的压力与生命的虚无，感受充实与愉悦——已被人遗忘、抹杀（mǒshā）。在现代人中，极少有人愿意参加沉思、诗歌朗诵与创作或者政治辩论等活动，而两千多年前的古雅典人却将它们视为休闲的精髓（jīngsuǐ）。 

         可以说，此时的休闲已被异化。休闲仅仅成为一个口号，它没能带来自由的感觉反而使人更加匆忙。在这样的休闲中，没有自由，有的只是对占有、控制与地位的欲求；人们期待的是从休闲消费中获得快乐、声望和权力。表面上我们有能力享受一切，但匆忙间，我们不过是与生活擦肩而过。难怪有人说，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像一架机器。 

         所以，“正面是休闲，背面是匆忙”，说穿了，就是表面是休闲，骨子里是匆忙。 

         从社会学的角度，个体的困惑（kùnhuò）与烦恼，与其说是个人的心理问题不如说是社会与结构的问题。看一看当今社会的主流话语：“跨越式发展”“三步并作两步走”“再上新水平”（就差说“跑步进入小康社会了”）……每天听着这样的话，怎能让人心里不着急？真像广告里说的：“别人都长高了，就我矮，多没面子！” 

          在泰国，为了让大象帮人搬运重物，农民总爱用竹竿挑着香蕉在大象眼前晃来晃去，大象为了够到香蕉，就是背上的东西再重也会一个劲 儿地往前走。人类现在的情形也颇为相似：为了够到眼前无数的诱惑（yòuhuò），人在不知不觉中背负着现代化的重压，向着休闲所描画的美妙境界，匆忙赶路……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认为“代沟（dàigōu）”仅仅是不同代之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最近我才渐悟（wù）——不同看法，那固然也是“代沟”现象的一个方面，但却并非主要的方面，更非本质的方面；而本质的方面是——对同一事物，上一代人不管多么强调关注它的必须性，下一代人竟根本连眼角的余光都不瞥（piē）过去一下。 

          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两代人或隔代人之间还发生争论，实在是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的欣慰（xīnwèi）。为什么我不说是双方的欣慰呢？乃（nǎi）因归根结底（guīgēn-jiédǐ），下一代的“注定（zhùdìng）”了要朝根本不再“在乎”转化过去的。细分析之，此时两代人之间的争论，即使显得似乎白热化（báirèhuà），其实证明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就某事物的看法毕竟还客观发挥着一些影响力。同时，未尝（wèicháng）不是包含着上一代人对一代人的情绪的照顾。 

          真相往往是这样——当下一代人对社会对时代的认识还处在较初级的阶段，亦即对自己的适应能力尚无把握缺乏信心的阶段，“代”与“代”之间的偶尔争论是以上一代人的优势为特点的。简直可以说，往往是上一代人首先发起的。此时下一代人从各方面来讲都处于劣势（lièshì）。从性质上说，占尽优势的上一代人，在争论中往往表现出压迫的意味，总之是居高临下（jūgāo-línxià）好为人师（hàowéi-rénshī）的一套罢了。哪怕此时上一代人的看法是对的，动机是好的，见解也是百分之百（bǎifēnzhībāi）宝贵的经验，都不能改变争论的性质。争论是什么？口舌之战而已（éryǐ）。 

          当下一代对社会对时代的认识上升到了中级阶段，亦即对自己的适应能力有了些把握有了些信心的阶段，于是代与代之间的争论从家庭到单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开始频繁发生。这时候，上一代人才恍然（huǎngrán）意识到，所谓“代沟”，在自己和下一代人之间已经形成。人类永远无法避免“代沟”，它如生老病死，是人类社会自然和必然的规律。在上一代人那儿，这时候“代沟”仿佛刚刚形成，是自己所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而在下一代那儿，他们显然已经觉得忍受得太久了。他们有点儿急不可待（jíbùkědài）地要表达自己的看法了，要宣布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了。他们的这一种欲望（yùwàng）此时特别强烈。他们的看法、意见和主张、理念和价值观，相对于上一代人所苦心（kǔxīn）构筑（gòuzhù）的社会和时代的稳定性以及伦理（lúnlǐ）的惯性秩序，往往意味着是叛逆（pànnì）、是挑战、是破坏、是颠覆（diānfù），然而他们不准备一味（yīwèi）妥协（tuǒxié）了。争论通常是没有结果的，各执一词（gèzhì-yīcí），据理力争（jùlǐ-lìzhēng），对错误双方讳（huì）莫若深，往往由不了对错来决定，而由从家庭到单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谁更强硬一些来决定。在家庭中，下一代人反而更强硬一些了。上一代人也开始学着明智（míngzhì）了，开始研究妥协和退让的艺术了。在单位，上一代人表面还占尽优势，依然能左右冲突的结局，但那已不是靠着从前的影响力和魅力（mèilì）在左右，而往往更是靠着身份、地位和权力了。下一代人跃跃欲试（yuèyuè-yùshì），渴望上升为主宰（zhǔzǎi）的一代，以自己的理念，面上和方式方法，充分显示自己的能力。“代”与“代”之间的冲突、摩擦（mócā）、争论，于是处于“活动期”的状态。 

          在“代沟”的“活动期”，两代人共同关注的事物有很多，冲突、摩擦、争论，皆（jiē）因“共同关注”。这是“代”与“代”之间，最后的紧密又紧张的关系。 

          到了“代沟”的第三阶段，情形反过来了。共同关注的事物越来越少了，各忙自己的事物越来越多了。此时的社会和时代，其实业已（yèjǐ）悄悄完成了可以称之为第三种势力的再分配。亦即除了政治和大经济（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之外，传统社会学词典中叫做意识形态的那一种势力的再分配。上一代人说它是意识形态，是世界观，人生观。在下一代人那儿，它只不过是与不同的人的不同活法有关的一些自由选择而已。是的，下一代人正是首先在这一层面上，渐渐地，悄悄地，也是成功地突破了上一代人的种种束缚和限制。于是上一代人突然发觉，在自己不经意（bùjīngyì）间，下一代人早已疏远（shūyuǎn）了自己，并且在对社会和时代的适应能力、自主性两方面，令他们惊讶地成长壮大了。 

          因了下一代人对人的活法的理解已与上一代人天相径庭（tiānxiāng-jìngtíng），甚至背道而驰（bèidào’érchí），于是社会和时代中，产生出了新的种种的可用五花八门（wǔhuā-bāmén）来形容的消费观、社交观、情爱观、婚姻观、择业观、审美观、娱乐观、伦理观……等等，等等，不一而足（bùyī’érzú）。一言以蔽之（yīyányǐbìzhī），社会的许多方面都随之而改，而变。 

          “代沟”在这一个阶段，“成熟”了，定型了，不再冲突，也不再摩擦。因为，上一代人关注的，以为重要的事物，在下一代人那儿仿佛并不存在；而下一代人关注的，以为重要的事，上一代人已知之不多。上一代人——下一代人几乎只剩下了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与钱。即使对钱，分歧（fēnqí）也多。在家庭里，在单位里，在社会的各方面各面，“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已无“沟”，因为“井水河水互不犯”，就水平一片了。也可以说那“沟”已深得不能再深，连玩笑都被看不见的“沟”隔开了，仿佛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 

          我们回顾（huígù）历史便会发现所谓“代沟”的另一条规律，或曰另一种真相——原来不管下一代人在最终是心目中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和时代的天平上终总要倾斜（qīngxié）向下一代一边的。因为下一代，毕竟是一天比一天成长壮大的一代。而他们给社会和时代注入的新内容、活力，肯定比上一代多。 

          从哲学的角度讲，“同一事物”原本是不存在的。上一代人必须明白的起码一点是——自己比下一代更应该做“代沟”这一门课程的好学生，而非下一代的先生……

          现代社会无论价值观的持有还是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充满了矛盾。匆忙与休闲是截然不同（jiérán-bùtóng）的两种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两种生活态度，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与态度间频繁（pínfán）穿梭（chuānsuō），有时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休闲者”还是“匆忙者”。 

         个体的焦虑体验与日常困扰往往与身后的社会结构性变迁（biànqiān）密切相关，每个人的苦恼（kǔnǎo）与苦难都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私人生活的陷阱（xiànjǐng）往往由社会织成。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重新评价休闲的功能与价值。休闲的字样频繁出现在报刊上，人们开始欢呼休闲时代即将来临——更乐观者则认为已经到来。 

          于是，每个人都努力追求休闲，以休闲的姿态显示自己拥有了白领的身份，达到了小康的水平，具备了小资的格调（gédiào）。但是另一方面，快速的生活节奏仍被视为经济发达、社会进步、高质量生活的象征，而慵懒（yōnglǎn）闲散（xiánsǎn）、优哉游哉（yōuzāi-yōuzāi）则被斥为经济发展迟缓、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表现。为了能更好地享受休闲，人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工作、赚钱，在职场上疲于奔命（píyúbēnmìng）。大多数时候，有钱者不得闲，有闲者没有钱，这山望着那山高，彼此羡慕不已（bùyǐ）。 

          时间稀缺：工作与休闲相冲突 

          为什么我们满怀休闲的渴望却总是不得不投入匆忙之中？原因之一便是时间的稀缺。工作与休闲同时都需要一种资源，那便是时间。时间成为稀缺资源被视为当代社会以后现代的重要特征。 

          尤其是当时间可以转换为金钱的时候，时间稀缺性的表现更为突出。人的劳动时间价值越高，即每小时的劳动报酬越高，那他不工作时的休闲价值也会一同升高。比如，一个人每小时工资是10块钱，如果他不上班，一小时就会损失10块钱；同样，如果他放弃休假去加班，也可以每小时挣10块钱，可见，他一小时的休闲价格也至少为10块钱。当工资提高，比如说每小时20元，他就会更舍不得消费休闲了。但是，如果工资再继续提高，比如每小时100元，原先工作十小时挣到的钱现在一小时就挣到了，那时人就可以减少工作，因为他的收入已经提高到使其有能力消费闲暇（xiánxiá）了。所以，有人提出，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劳动时间价值的增长，人们将获得更多的闲暇与休闲。但经验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以美国为例，尽管25年来工人的收入增长了一倍以上，但周工作时间并未减少，相反还有所增加。调查结果显示，与希望拥有更多闲暇相比，人们对拥有物质商品的期望居于首位。这似乎表明，虽然工资在不断提高，但好像总也达不到那个临界点（línjièdiǎn），能让人喘口气，放松下来，享受生活。 

          由此我们看到，享受休闲除了时间以外还要具备另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便是——消费能力。 

          休闲有价：市场与欲望的联手 

          20世纪末以来，“休闲”成了一个时髦词汇。但休闲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并不真的要让人们都休而闲之，而是要利用休闲热潮促进消费，所以无论“休闲”还是“假日”，后面往往紧跟着“经济”，而这才是核心（héxīn）。 

          因此，虽然休闲表面看起来十分轻松，其实肩负的责任重大。社会富有，闲暇时间增多，休闲的普及变成了推动经济的重要力量。大众休闲对于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会，对于失业者而言意味着新的工作岗位，对于国家而言则预示着GDP的持续（chíxù）增长。所以，如果人民普遍得到休闲却没有拉动经济、推动消费、促进就业，那就算不上是“有效休闲”，也就不值得大张旗鼓（dàzhāng-qígǔ）地提倡。但不能就此说国家、政府居心叵测（jūxīn-pǒcè），因为市场经济虽克服商品短缺有功，同时也制造了需求不足的麻烦。为了避免经济的停滞（tíngzhì）与衰退（shuāituì），就要不断刺激消费，刺激需求，刺激欲望。 

          休闲被描述为实现生活满足的最佳途径与境界（jìngjiè），那就是由消费来满足各种欲望。这些欲望远远超出了基本需求，充满了炫耀（xuànyào）、攀比（pānbǐ）、舍简求繁（shějiǎn-qiúfán），为物而物——只有全套外出旅游的假期才没有虚度；只有周末千里迢迢（qiānlǐ-tiáotiáo）赶到异地观看球赛的才叫“铁杆儿（tiěgǎnr）”；锻炼身体改叫“健身”，且只有去健身馆或是家里预备一堆健身器械（qìxiè）才能达到目的；从美容到整容，从减肥到“美体”，从超市到精品屋，词汇的转换与空间是休闲的升级不知是消费的升级更确切。在其闲时间里，人们几乎无时无刻（wúshí-wúkè）不与商品迎面相撞，接受各种直接、间接（jiànjiē）的商品宣传，其间不时闪现出关于什么是高尚生活，什么是现代品位（pǐnwèi），什么是美满爱情的“优秀创意”。休闲就这样在现代商品大潮、现代消费理念与现代大众传媒（chuánméi）的多方夹击之下，一步步成为现代经济系统的有机组成。休闲与消费的彻底对接，使市场终于实现了对欲望的全面控制与充分开掘（kāijué）。 

          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接受或认可了这样的理念：只有具备生产与消费能力的人才具备休闲的资格；只有对物质的占有、对金钱的耗费（hàofèi）程度才能标志休闲的质量，并进而（jìn’ér）代表了个人的成功与价值。我们自知远不属于富人阶层，又不甘于（gānyú）小富即安④，于是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就是怀揣（huáichuāi）着休闲之梦，永远步履匆匆（bùlǚ-cōngcōng）地奔向别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们对“只有‘消费者’才是‘休闲者”的认同，使人们在匆忙的漩涡（xuánwō）中越陷越深。

         遍布（biànbù）全球的“啃老族（kěnlǎozú）”

         在我们的印象中，发达国家的父母对孩子是非常“冷酷无情（lěngkù-wúqíng）”的：孩子长到18岁就被扫地出门（sǎodì-chūmén），家长一分钱不给。但是，如今美国人的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民意调查显示，大学毕业之后的几年内，孩子找父母要钱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成人期到26岁左右才真正开始。另外，一向认为“勤劳是国民义务”的日本人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啃老族”。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高速生成生活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越来越无力负担成人的责任。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一代人生活条件太优越了，所以缺乏奋斗精神，迟迟不能“断奶”。然而，这种解释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今天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付出的努力、投入的教育成本，在很多方面要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之所以迟迟不能独立，还得从经济学的角度找原因。 

         高不成低不就（gāobùchéng dībùjiù）的时代 

         经济学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30年里，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率都差不多，每年在3%以下。但是，近30年高收入者的收入却越来越高。比方说，美国企业的CEO，如今的薪水（xīnshuǐ）是普通工人的500倍，而在20世纪70年代则只有42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 

          美国自南北战争后崛起，后来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优势在于大规模的制造业。20世纪50年代，美国货物销（chāngxiāo）世界，当地工厂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那时的高中生一毕业，就有工厂的工作等着他们，而且由于福利（fúlì）待遇优厚（yōuhòu），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足以养活一家人。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本土（běntǔ）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企业纷纷迁（qiān）出美国，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结果本土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企业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全球性的竞争：一家轮胎（lúntāi）公司，以前只要在某一个州内称雄（chēngxióng）就能生存下来；可现在，它要么跻身全世界效率最高的生产商行列，要么就是倒闭——没有中间状态。和过去相比，市场范围宽广得多，竞争激烈得多，领导者决策（juécè）能力的细微差异，足以导致企业收入上的巨大差异。因此，CEO的重要性增加了，其薪水自然也就大幅度（fúdù）增长了。 

          事实上不但工人的职位缩水（suōshuǐ）、福利降低，就连那些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也一样被历史车轮无情碾压（niǎnyā）。以美国税务（shuìwù）咨询（zīxún）业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该行业几乎完全由本地会计（kuàijì）控制。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全国渐渐出现了许多税务咨询公司，大部分退税工作由少数专家指导就能完成，这些公司取代了本地会计。而现在，人们更是开始依靠电脑软件指导自己完成退税工作，软件公司也同样有效地排挤了竞争者。 

          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人明白了：将来一切竞争都是全球性、高端化的。不仅当工人已经没有任何前途，甚至某些技术类的工作也没什么前途。于是，创造力、领导才能、艺术修养等综合素质，成了他们培养孩子的方向。孩子们上大学、当精英（jīngyīng）的意愿也远远高于父辈。 

          但是，像企业CEO、工程师、律师、医生、明星之类的“精英职位”数量很少而且竞争异常激烈，常常一个职位有几十个人竞争。 

          全球化和高科技这两大巨兽吞噬（tūnshì）了大量低端职业，却没有给后来者留下足够多的高端职业，只给他们留下了高等教育的文凭和怀才不遇（huáicái-bùyù）的苦闷。他们一方面无法从事自己心仪（xīnyí）的职业，另一方面也很难接受超市售货员、餐馆服务员等低端工作。这样一来，也就只能落得个“啃老”的尴尬（gāngà）境地。 

          孩子成了投资品 

          推迟年轻人成熟期的另一因素，同样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教育成本。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被商品经济大规模渗透（shèntòu）的时候，养孩子的花费微乎其微（wēihūqíwēi）。但是现在，家庭养育孩子就像国家养育军队那样耗资巨大。指望孩子白手起家（báishǒu-qǐjiā），已经不现实了。 

         卡耐基（Kǎnàijī）如果活在今天，还从当童工起家，他绝对不会获得当年那样的成功——教育关过不了，他根本进不了高层次（céngcì）的竞争，人家一看履历（lǚlǐ）就不要他。《财富》杂志收录了近1.5万份企业CEO的调查时间表，结果显示，93%的CEO是大学毕业生。培养这些精英最多的是7所名校，如哈佛（Hāfó）、耶鲁（Yēlǔ）等。而根据我国前不久公布的数据，北大、浙大（Zhèdà）等名校毕业的亿万富翁最多。 

          正是由于高等教育存在着巨大回报（huíbào），所以，家长对子女的投入也就一浪高过一浪。前一阵网上有不少人招聘奶妈，有的雇主（gùzhǔ）提出的条件甚至涉及“身高、文凭[海归优先（yōuxiān）]、相貌（xiàngmào）”等要素。但是，在100年前，即便是可富可国（kěfù-kěguó）的贵族（guìzú）家庭，也没有这么苛刻（kēkè）的要求。《红楼梦》里，贾宝玉（Jiǎ Bǎoyù）的奶妈也不过是一位普通妇女。 

          对婴儿的投资就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可想而知，对于高中生、大学生的投入会到什么程度。美国的大学入学申请除了笔试成绩，还要求学生提交带有自传（zìzhuàn）性质的文章、参加过的社会活动等材料。所以，申请大学已经成了家长之间经济实力的比拼——从参加各种兴趣特长（tècháng）班，到海外学术旅行、申请大学咨询等，动辄（dòngzhé）砸下几万美元。巨额（jù’é）投入的结果，就是费用水涨船高（shuǐzhǎng-chuán gāo），竞争也更加激烈。读完大学后本科文凭已经贬值（biǎnzhí）了，于是继续深造（shēnzào）……教育投资的费用越来越高，而学生的独立时间则越推越后。 

          世界范围内的“啃老”现象、长不大现象，仿佛是高速发展的商业社会投下的一个阴影。全球化和高新技术，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更合理的资源配置，给贫困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年轻人陷入（xiànrù）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jiǒngjìng）。而高等教育的普及，一方面提升了人们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因为市场无法消化这么多的高学历人才。另外，当家长对孩子的干预越来越多，当孩子的教育成了家长之间财力的竞争，学生的独立时间自然会“集体顺延（shùnyán）”。这些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是不是人类在每一次进步的同时，都得被迫接受一些讨厌的副产品（fùchǎnpǐn）？

          没房、没车、没钻戒，不办婚礼，不度蜜月，也不摆宴席请客，简简单单地就把婚结了，这就是眼下流行的“裸婚”。裸婚族的年龄多在20至35岁之间，以90后居多。在“裸婚族”看来，领了结婚证就生活在一起，轻松自然。

         两类年轻人选择“裸婚”

         “裸婚”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一类人是小有收入、思想前卫的白领。“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办婚礼是给别人看的，既费钱又费时，还容易引发夫妻甚至双方家庭之间的矛盾，完全没有必要。领了结婚证就在一起生活，感觉更轻松自然。”一位白领裸婚者这么说。

         另外一类人则因为房价太高而选择“裸婚”。“我们是90后，上大学时教育产业化，毕业了碰上就业大潮，买房子碰上高价商品房，买汽车碰上油价上涨，两人都是独生子女，要养四个老人，等自己老了，还要靠社会保险。如今到了结婚年龄，没房没车，怎么办？‘裸婚’就应运而生了呗。”这位裸婚者说话时显得非常无奈。

         “裸婚”到底幸福还是不幸福？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得津津有味。

         持幸福观点者认为“爱情饮水饱”。富有而幸福的婚姻少见，富有而不幸的婚姻比比皆是。对婚姻来说，爱情最为重要，物质不能为爱情加分。每一对夫妻都在平淡中相伴到老，清贫的夫妇同样拥有幸福的权利。

          反对者则认为“贫贱夫妻百事哀”。恋爱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真正结婚了，生活中哪里不需要钱？柴米油盐、水电费、衣服鞋帽、应酬请客，生活会让你焦头烂额，最起码也要有个房子吧，难道老婆怀孕了还要挺着大肚子去找房子？一张薄薄的结婚证承受不了生活的种种压力。

          专家看“裸婚”

          学者夏学銮（luán）认为，“裸婚族拥有不同的婚姻观念。”中国人从骨子里好面子，为了攀比，讲究排场，婚礼的形式层出不穷。比如一顿婚礼菜肴就要包括各类菜系，让亲朋好友品尝尽五花八门的佳肴。这种奢侈的做法曾经风行一时，但引起了一些年轻人的不满，他们拥有不同的婚姻观念，希望结婚方式越简单越好，因为任何结婚形式都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婚姻幸福。

          学者周孝正认为“结婚容易，离婚也容易”。现在结婚、离婚的门槛低了，不像以前那么麻烦了。这就让年轻人重感性轻，想离就离，这样很不好，婚姻的重要性被冲淡了，“裸婚”的多了，离婚的自然也就多了。

          如果我是公司老板，首先我要了解每一个员工。我会努力去发现每个员工的优点和缺点，根据每个员工的性格和能力，安排不同的工作。如果有的员工因为自己的缺点犯了错误，我会想办法让他(她)知道出现错误的原因，然后给他(她)一些好的建议，而不是一直批评。除了了解员工的优缺点，我还会了解每个员工的生活情况，帮助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员工。为了了解员工，我会每天找时间和员工聊一聊，或者一起吃饭。

         如果我是公司老板，我会努力建立和员工的融洽关系。融洽的同事关系，是公司健康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如果员工与员工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能够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大家就会工作得非常愉快，公司的事业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相反，如果彼此之间的关系不融洽，就会对公司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为了和员工之间建立融洽的关系，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有幽默感。因为研究发现，具有幽默感的老板往往比较容易和员工建立起融洽的关系。

          如果我是公司老板，我会建立一套客观标准来评价员工，而不是完全依靠我个人的感觉来判断。虽然个人感觉有时也很重要，但如果只依靠这种个人感觉来评价员工，往往会对一些员工产生偏见。为了科学、公平地评价员工，我会让所有员工一起来讨论并决定评价标准，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最后，如果我是公司老板，我还会努力让自己成为员工的好榜样。如不迟到、努力工作、出错时承认自己的错误等。总之，如果我是公司老板，我会努力做到上面几点，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老板。

          她，现在是一家国际广告公司的创意副总裁，精通广告创意的业务，擅长提出各种各样新颖的“好点子”，经她策划出来的广告总是让人过目不忘。

         然而，十几年前，她对广告创意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外行。她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跟广告创意也说不上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就教育背景而言，1995年她就读于某生物技术学院，专业是细胞学。1996年她选修了企业管理作为第二专业。1999年获得双学士学位。学习过的课程有细胞学、基因工程、生物技术、会计学、行政管理、社会学、市场调查等，多次获得奖学金。

          就工作经历而言，1999年至2002年，她在北京某生物技术研究所担任工程师助理，主要负责安排工程师的出差旅行计划，接待来访客人，管理信函、传真、报纸，起草公文等工作。2002年至2003年，她在家保险公司当销售员，主要工作是联系客户、销售保险、维持与客户的联系等。

          27岁时，她想应聘广告创意员。她没有这个行业的工作经验，完全是一个外行，但她对那些小广告公司却不感兴趣，她想进国际排名前50强的4A公司。所有的朋友都认为她是痴人说梦。但，事实是，她做到了！

          说起当初如何进入4A公司，她的话匣子立即打开了。

          她没有用普通的信封投求职信，而是用一件包裹。她向所有她中意的公司都投递了这样一件包裹，并且直达公司总经理。

          试想一下，一件包裹在一堆千篇一律的信封中非常显眼，一下就抓住了所有好奇的视线。打开包裹，里面更是让人跌破眼镜——只有一张薄薄的纸尿片，正面写着：“在这个行业里，我只是个婴儿。”背面留了她的联系方式。

          几乎所有收到这张纸尿片的广告公司老总都在第一时间给她打了邀请面试的电话。无一例外，他们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要选择一张纸尿片？”她的回答同样富有创意。她说：“我知道我不符合要求，因为我没有任何经验，但我像这纸尿片一样，愿意学习，吸收能力特别强；而且，没有经验并不代表我是一张白纸，我希望你们能通过这个细节看到我在创意上的能力。”

          她成功了。

王先生:

          喜闻您新近就任电脑科技公司CEO。我感到非常高兴!特向您致以最诚挚的祝贺!

          作为公司的元老,您一直勤恳工作。入职以来,您为公司耗费了巨大的心血,与公司共同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您的努力得到了领导与同事的称赞,您的聪慧与才能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终于荣升为CEO。这是公司对你所做的贡献给予的肯定，相信您的未来更美好。祝您前程似锦!

设计部部长:赵伟

2016年8月3日